1836年夏天，在流放地维亚特卡的书房里，赫尔岑从邮车驿员手中，接过莫斯科出版的最新一期《望远镜》杂志。有一封注明是一个俄国人用法文写给一位夫人的信，他刚读了两三页，就被它那严肃沉痛的语调吸引住了。他感到，只有经过长期思考、反复思考、感受过许多切身经验的人，才能这么写；这不是从理论，而是从生活中得到的观念。这封信不仅使赫尔岑两度掩卷叹息，读不下去，而且几乎让他发狂。后来他把它读给友人，然后又独自诵读。
这封信，就是恰达耶夫的《哲学书简》。
有如“黑夜中发出的枪声”，赫尔岑说，“恰达耶夫的《哲学书简》震动了整个俄国思想界”。在格里鲍耶陀夫的《智慧的痛苦》之后，还没有一部文学作品产生了如此强烈的影响。从《智慧的痛苦》到《哲学书简》是十年，是沉默的十年：十二月党人、绞刑架、苦役流放、尼古拉一世；在沙皇的严酷统治下，俄罗斯覆盖着军用大衣蒙头大睡；民众缄默无声地忍受着苦难；人们似乎有话要说，然而又都沉默着。思想则在苦闷中摸索。这时，恰达耶夫勇猛地站出来，说出了在自己心里郁积已久、饱含着忧愤情绪的话，发出了对俄罗斯的毫不留情的痛苦控诉，对野蛮黑暗的专制制度的愤怒抗议和无情谴责。
一时间，这凶险的声音惊醒了所有的人，连昏睡和麻木的人也吓了一跳。然而，迫害随之而来。大官僚维格尔向沙皇政府告密；《望远镜》杂志遭到查禁；担任图书审查官的莫斯科大学老校长博尔德列夫被撤职；发行人和编辑、莫斯科大学教授纳杰日金被流放；恰达耶夫则由尼古拉一世下令宣布为“疯子”，并被迫具结永不写作，政府还派出医生每周给他“治病”。莫斯科大学学生致函图书审查委员会，声称要拿起武器捍卫俄国的荣誉。甚至连恰达耶夫的好友、诗人普希金，也并不认同他对俄国历史的尖锐批判态度。
几年前，在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一书中，看到作者对恰达耶夫《哲学书简》事件的激动人心的描述之后，便极想找来这本在俄国历史上曾轰动一时的书阅读，但遗憾的是当时没有此书的中译本。现在，终于读到了刘文飞先生翻译的这本震撼并且激怒了俄罗斯的书。恰达耶夫对俄罗斯的历史、现状和未来所做的激烈批判与彻底否定，很容易令中国读者想起同样激烈反传统的鲁迅。在第一封信中，恰达耶夫指出：“首先是野蛮的不开化，然后是愚蠢的蒙昧，接下来是残暴的、凌辱的异族统治，这一统治方式后来又为我们本民族的当权者所继承了，——这便是我们的青春可悲的历史。……我们在这个年龄段上的社会生活，充满着浑浊、阴暗的现实，它失去了力量和能量，它除了残暴以外没有兴起过任何东西，除了奴役以外没有温暖过任何东西。……请看一看我们所经历过的所有年代，看一看我们所占据的所有空间吧，——您找不到一段美好的回忆，找不到一座可敬的纪念碑，它可以庄严地向您叙述往事，它可以在您的面前生动地、如画地重现往昔。我们仅仅生活在界限非常狭隘的现在，没有过去和未来，置身于僵死的停滞。”难怪赫尔岑把《哲学书简》称之为宣告了什么东西的覆灭和死亡的“最后的判决”。这同鲁迅认为中国历史不过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的循环，在没有年代的史书的“仁义道德”的字缝看出“吃人”两个字，是何其相似啊！
鲁迅不是因为主张青年要少读或者竟不读中国书，而被指责“卖国”吗？但实际上，只有猛烈地抨击祖传的“老例”、不断袭用的“老谱”，无情地揭露和扫荡各种好看的“假面具”、无形的“鬼画符”的鲁迅，才堪称中国历史上深刻的、特立独行的伟大爱国者。在他的葬礼上，上海民众将写着“民族魂”三个大字的旗帜献给他。恰达耶夫也正是这样的爱国者。他后来曾写下《疯人的辩护》一文，义正词严地为自己辩护，指出贯穿于刺痛了民族虚荣心的《哲学书简》中的感情，丝毫不是反对祖国的，而是怀着深深痛苦表达出来的真正热爱祖国的绝望的呼声。他认为，只有正视自己的祖国、清醒地认识自己的祖国，才能成为对祖国有益的人。他说：“我没有学会蒙着眼、低着头、闭着嘴巴爱自己的祖国”；“对祖国的爱，是一种美好的感情，但是还有一种比这更美好的感情，就是对真理的爱”；“通向天国的路所经过的不是祖国，而是真理”；“我首先用真理为祖国承担义务”；“我热爱自己的祖国，但是要像彼得大帝那样去爱她”。
恰达耶夫是一个真正热爱自己祖国的俄罗斯知识分子。他力图通过严峻清醒的民族自我批判来确立深刻、博大的民族意识。他对曾经产生了彼得大帝那强大的天性、罗蒙诺索夫那包容一切的智慧和普希金那优雅精美的天赋的俄罗斯的伟大使命，怀有强烈的渴望和坚定的信念。正如别尔嘉耶夫所说，“只有经过这种强烈的自我否定，才能获得俄罗斯的自我意识，这是俄罗斯思想发展中的辩证法成分。”
“恰达耶夫的《哲学书简》仿佛是最后的判决，一条界线。……也许它是信号，求救的信号，是黎明的消息，或者黎明不再到来的通知，但无论怎样，必须醒来了。”在读过《哲学书简》之后，我对赫尔岑的这段话，有了更深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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